中国古玩书画鉴定之国画鉴定概述

在中国绘画鉴定中，最古的作品和近、现代的作品较难鉴定。因为前者传世极少，无从比较。后者距现在时间太近，存世又较多，伪作和原作在时代风格上并无二致，甚至连供参考的辅助条件也不复存在。但只要善于学习，多看多比较，是终究能做到真伪昭然的。

中国绘画之鉴定是一门鉴赏、批评、审定相结合的专门学问，也是一项专门鉴赏、批评、审定绘画作品的实际工作。它与单纯的鉴赏和批评不同。鉴赏是一种较普通的艺术欣赏活动，主要是审美；批评是一种专业的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是品评；而绘画鉴定是一种专门的社会科学实践活动，主要是鉴别。但鉴定工作和鉴赏、批评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它需要较高的鉴赏水平和批评能力，要能正确分析、比较、评价、判断作品的高低、真假和精粗、美恶，但是分辨作品的真伪却是它的任务和目的。绘画鉴定也是一项鉴赏、批评、审定相结合的艺术综合研究工作。

个人和时代风格是关键

中国绘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是作品本身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个人风格是由画家个人的思想、性格、修养、审美趣味、习惯爱好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因此他们使用的工具、材料也会各不相同，运笔的缓急、轻重、用力的大小、分寸，着力点的分布，笔锋转折的节奏等等也各有其妙。再者在作品的取材、主题、构图、形象造型、衣纹组织、皴法、笔墨色彩处理等等表现手法方面还会各具特色。所以根据这些个人风格可以判断鉴定出作品的作者。

时代风格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它与当时政治经济、艺术思潮、物质生活、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条件密切相关，不同的时代绘画有不同的风格。如宋元以前绘画多宗教题材，壁画盛行，画家都是站着画，就是在绢素上作画也多绷在框架上，立者画。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纸绢平铺在桌子上作画的方式才渐渐兴起来。这种平画和立画的用笔角度、用笔力度显然不同，产生的笔墨效果自然两样。宋元以前线条末脱离“刀笔线条”的风范，中锋用笔为正宗，线条讲究粗细一致，力量含蓄，“转弯要暗过”，富于弹性。南宋陆续开始出现抑扬顿挫、干湿浓淡、轻重快慢的富于变化的线条。明清时代文人画极盛，多自我情感抒发，笔墨风格更是多样。山水画在隋代之前不讲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北宋山水多取中原景色，南宋山水多是“剩水残山”，江南景色。唐宋绘画刻意经营，严谨，灿烂。元明后的文人画讲究“谈雅清逸”，讲笔情墨趣，忘形得意。五代、北宋花鸟画尚写生，元明之后尚写意等等。这些表征仅是时代风格的概括举例。时代风格体现在绘画题材、主题、比例透视、笔墨手法、制作技巧等各方面。由于时代不同，思想、生活、物质材料、审美观点、表现手法等等都会不同，将影响、改变绘画的各种构成因素，从而形成不同时代的不同绘画风格。

绘画中所出现的服饰装束、器物用具、风俗礼仪等，往往与历史制度和社会风尚有关，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更为鲜明。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衣冠异制》曾专论这方面的问题，可见自古以来，鉴定家对此以十分注意。

绘画的装潢形成也有时代风格，如北宋人常画高头大卷，清代道光年间时兴扇面。书法印章也有时代风格，如明代风行小楷，清代康熙以后时兴“馆阁体，宋代印章形状多样，有钟型、鼎型等等。所以，根据时代风格来鉴定作品的历史较为可靠。

辅助依据可有五个方面

中国绘画的鉴定除主要依据绘画本身之外，其他与绘画密切相关的辅佐部分也是重要的辅助依据。

印章

由于印章质地坚固耐用，又是画家或收藏家的“信物”和“身份证明”，对于帮助鉴定绘画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但是印章可以移花接木，伪造仿制，所以只能作辅证。

纸绢

不同的纸绢由于质地特征不同，绘画效果也不同。不同的时代纸绢质地一般不同，如北宋一种白色发灰的纸，米芾、欧阳修都用过；明沈周、文征明常用一种白绵纸，质松而易变黑；南宋画院所用的绢，光匀细致，历久不退；明中期有一种粗绢，疏透如纱。宋画多用绢，元画多用纸。

绘画依靠质地而存在，所以纸绢是绘画鉴定的证据之一。但是由于纸绢的产地、质量不一，可能近期的一些纸绢反不如远期的耐久，相反，久远的完好，近期的破旧，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再者古代的纸绢后代人也可以使用，甲地的纸绢乙地的画家也可以使用，因而可能鱼目混珠，所以纸绢也只能作辅证。

题跋款识

题跋有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它说明作品的创作过程，或者对画的评价赞美，以及收藏关系等。款识有画题、作者姓名、籍贯、作画年月、作画是的年龄、地点等。款识有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如五代绘画一般不落款，要么落款很简单；宋代绘画落款才渐多起来；明清题款，最为讲究。宋徽宗赵佶，喜欢对花院中的作品加押加印赵佶的花押一律用“天”，此为“天下一人”之简写；八大山人落款多是将“八大”二字紧联起来，既类“哭”字又类“笑”字，含义深远，极富特色。因此鉴定绘画用题跋款识作证，可以提供许多依据。但绘画可作伪，题跋款识也可作伪，所以也只能做辅证。

着录

前人对于鉴赏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记录，编写为专书，这对绘画鉴定是很好的参考材料。但因为着录的水平、眼力有限，难免阴错阳差，又由于着录经历代转抄流传，易发生差错，因此着录也只能作为辅证。

装潢

虽然装潢非绘画本身，与人之服饰仿佛，但有时也可作为有力的佐证。各时代之绫、锦质地，经纬编织结构，图案花纹色泽各有特色，装潢方式也不尽相同，并且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连缝上，所以装潢能提供的“真实信息”也不少。但也有利用装潢作伪的，其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原书画，将伪本镶裱进去，既所谓“金蝉脱壳”、“旧瓶装新酒”。何况装潢是绘画的附加物，非绘画本身，和绘画的关系不如上面所讲的直接，作伪就更不难了，自然只可作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