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仿制与伪作

青铜器的仿制与伪作的主要区别是，两者虽都对先秦两汉青铜器与铭文的造型、花纹、文字等方面进行模仿，但仿制是因某些需要，如：宗庙祭祀、制礼作乐、日常生活的需要，模仿古制而制作的，即是为实用目的而作。所模仿的青铜器物或文字等方面，不必完全与被模仿的一致，而是大体相似即可。有些仿制品无论是在器型上，还是纹饰、文字等方面有时还有一定的创新，常常反映了作仿制器物时代的时代风格特点。从文献记载看，古铜器之仿造可能要上至唐朝，但从实物资料考察一般要到宋朝，而以北宋“宣和”时期最著，这与徽宗嗜古、好古密切相关。最负盛名的仿古铜制品，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前者为徽宗时铸，其造型是以当时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为模式，制作名为“大晟”的一套编钟。大晟钟对了解宋代乐制，了解仿古青铜乐钟和铸造技术都有着重要价值。宣和三年尊是徽宗宣和三年制作，铭文26字，其中有“隹宣和三年……，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句，可知该尊是置放在方泽坛祭祀神祗用的。由此可见仿制器只是模仿或借鉴某种古器的基本特点，并标出新器名、制作的时间，等等，客观反映了为实用而做器，本身无一丝作伪之嫌，为世所允许。宋代以后有的铜制品本身虽为铜质，但从器型、装饰、铭文等分析，其主体完全是当时制作时代的风格特点。在全国铜器与铭文鉴定中，江西萍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外底铭文有“至正甲申岁，傅氏梅隐置山谷书院用”等字，“至正”是元惠宗年号，甲申岁为1344年。该明确标明是元代至正时所铸，因而应为仿制品。所见这种情况亦很多。

伪作器则不同，它并不是真正好古博雅，而是作假古董，欺骗世人，破坏古代传统文化，其目的是获取厚利，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不允许的。因为要造假铜器和铭文，制作者在其本身水平的基础上，心怀叵测地下功夫，以掩饰伪作不被识破。希望所作伪品伪铭与某种先秦两汉的真器真铭完全一致，以达到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程度。伪作实物告诉我们，再好的伪造“高手”，伪作的铜器与铭文，在铸造、造型、装饰、铭文、锈蚀等方面，总会露出破绽，正如古人云，伪作“气质自恶”。铜制品和铭文的赝品之作，文献记载已很早，《韩非子·说林》：“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后的一些文献，也有一些零散记载。前已论及较多的青铜器与铭文的伪作，是从两宋开始的。主要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理学，以巩固封建统治，用金石文物来粉饰太平，这无疑使古铜器与铭文在经济价值上也会越来越高，在利益驱动下，不法古董商人开始大量作伪，充斥市场，欺骗世人。明清以至民国，伪作铜器和铭文连绵不绝，式皆法古，使真伪铜器与铭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铜器与铭文的造伪，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伪作青铜器与铭文较多，从对全国青铜器与铭文鉴定看，在一些博物馆和文物机构一般都有保存。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财富，应很好保存研究。但从伪品制作性质、目的的角度来看，又玷污了传统文化的圣洁，这是应该予以认识的。笔者曾在一次有关文化艺术品市场的学术研讨会上谈到：“目前在文化艺术品市场上，伪造、伪作的古代艺术品较多，如果是成批生产的话，这些产品在生产和进入市场之前，一定请厂家在物品上标出‘新生产’等有关字样，以免被商贩用来坑害顾客。”今天我们在国家文物政策的指导下，应努力净化文化艺术品市场，对那些假冒伪劣产品应加以限制，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