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

发展历程：中国油画家的出现源于康熙年间，传教士郎世宁、潘庭章、等以绘画供奉内廷，从而把西方的油画技法带入了皇宫；雍正，乾隆年间，宫廷的包衣〔满语即奴仆〕受命于皇上，向传教士学习油画，但并未留下一些痕迹。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西文化大冲撞，民间的画坊、画馆兴起，画技亦得到了改善。但此时由于画工的地位低微，文化素养也有限。

清末维新变法后，许多青年学子先后赴英、法、日本等国学习西洋油画，有油画家：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弘一法师〕、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潘玉良、庞薰琹、常书鸿、吴大羽、唐一禾、陈抱一、关良、王悦之、卫天霖、许幸之、倪贻德、丁衍庸等。

这些油画家归国后带来了西方及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及理念，如1911年西洋归国的周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学术院，并第一次起用人体模特写生；1919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徐悲鸿任主任〕；1928年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术院校〔林风眠任院长〕等。

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油画家颠沛流离。国难当头，很多油画家用绘画作武器，反映战事，揭露暴政，如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唐一禾的《胜利与和平》，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一些油画家因战事远赴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创作出了如《负水女》吴作人，《哈萨克牧羊女》董希文等佳作。

在“新美术必须与人民结合”的观点的影响下，写实主义一统天下，风景、静物、人物等题材被冷落。这个时期的油画家诞生了一批革命历史画，如胡一川的《开镣》、王式廓的《参军》、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李宗津的《飞夺芦定桥》、艾中信的《过雪山》等。

守顾我的方向……。为了达到这种神游的境界，意象油画就不能局限于对形象的具体的某一个特定时间的再现，而是要求艺术家经过主观的提炼、概括与取舍，融合自己对自然物象的印象和感悟，对其作一种抒写性形象塑造，精心经营画面形式来传达某种意境。中国意象油画区别于西方油画艺术的最大特征是它内在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是一种与自然处宇宙相通相融的“天人合一”宇宙观，是中国人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在中国意象油画作品中透现和凸显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取向。

抽象油画：抽象艺术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一直是批评界关注的核心话题。在西方理论界，除了像罗杰，弗莱、格林柏格等批评家直接从事抽象艺术的批评和实践外，像迈耶，夏皮罗、梅洛，庞蒂、罗兰，巴特等艺术史家和哲学家也曾参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抽象艺术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正是在批评和理论的推动下，抽象艺术早年的前卫反叛性才逐渐被主流艺术的“合法性”所代替，并最终以学院的方式成为了西方主流的艺术形态。相反，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却没有如此幸运，在多种制约的因素中，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滞后仍是重要的一个原因。从2000年以来，随着批评界的研究和有关抽象艺术展览的增多，中国的抽象艺术才重新活跃起来。像高名潞、易英、王林、殷双喜、王南溟、黄专等批评家都发表了专题性的批评文章，而高名潞、栗宪庭、李旭、刘骁纯等都通过策划一系列的展览对抽象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批评家高名潞，他在近三年内所做的大量学术活动和主持的研讨会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梳理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当代绘画的多元格局中，抽象绘画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文革时期如此，新潮时期如此，即使在今天多元化发展的当代艺术情景中也同样如此。抽象绘画所遭受的责难是多方面的：官方艺术不能接受它，是因为它与主题先行和歌颂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是相对的；学院艺术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抽象绘画的存在实际上起到了质疑、反叛以从造型、结构、具像写实、情节叙事为核心的整个学院绘画模式的合法性；新潮时期的现代主义不能完全地接纳它，是因为中国传统绘画一直就没有产生抽象艺术的土壤，抽象绘画只是对西方抽象艺术的借鉴，只是步西方的后尘，并不具有语言和绘画观念的原创性；当代中国主流的“图像式”绘画排斥抽象，是艺术家普遍认为抽象绘画总是在抽象的图式中耗掉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却对当代文化的建设和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于是，抽象艺术一直是在边缘的状态中行进。